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北京具备条件，有兴趣也有能力为大运河申遗当“领头羊”。

　　扬州市市长王燕文：扬州古运河经典段要力争比肩欧洲“塞纳河”。

　　沧州市委书记郭华：过去沧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是大运河时代。

　　聊城市副市长郭秀华：因为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从前的聊城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但随着大运河的衰败，失去了交通便利的聊城成了偏隅之地，城市发展受到制约。现在聊城还要借南水北调之机再兴大运河。

　　枣庄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玉祥：台儿庄区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搞好沿运经济带开发，南接徐州，北接枣庄，形成发展的新优势。

　　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千百年来，大运河孕育了常州的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社会文明。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运河常州市区段启动改线扩建工程，这是惠及子孙后代的“民心工程”，是常州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工程，是科学发展、统筹发展的效益工程，更是国家水运大动脉的畅通工程。

　　嘉兴市副市长王洪涛：京杭大运河在嘉兴被称作城市的项链，嘉兴是大运河孕育的儿子。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对杭州大运河的古迹要进行严格保护，未拆的绝不能拆，正在拆的要立即停止，已拆的要妥善修复，京杭运河姓杭，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城市，理应在申遗中起带头作用。

　　未来的大运？

　　环保第一

　　“治污问题不解决，其他所有后续的工作价值都不大。大运河说到底是水的问题，水是大运河的生命，历史上如此，现在也如此，将来更如此。”4月18日，87岁高龄的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姚榜义接受《小康》专访时深有感触，“大运河最大的问题一直是供水问题。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水问题主要是污染问题。大运河的水污染和大运河的水源污染，使本来供水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大运河问题不简单是大运河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大运河相关因素的问题。”

　　实际上，运河污染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但却成了老大难问题。据报道，江苏段是大运河最长的河段，也是水量最丰富的河段，还是最繁忙的河段之一，但水生生物受到的有机污染，一度出现76%的监测断面生物评价结果为重污染。

　　作为大运河最北端通州，仅在2003年，就投资5000余万元建设运河奥体公园，投入3000多万元建成了运河生态文化公园。目前，投入超过1500万元建设的三教庙工程已开始全面施工，并将建成运河文博院。运河古迹人民楼、运河畔北方第一大寺清真寺、张家湾古城墙景观区等一大批文物古迹也进入全面修复阶段，总耗资将超过3000万元，这将是通州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运河人文景观整治。同时，该区还将完成运河主要历史景观的复建工程，包括大光楼、石坝、上坝、复建大王庙、黄亭子、潞河驿，建设运河博物馆等。据悉，围绕运河整治、疏浚、恢复古道等总投资预计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投入这么多的钱，我们没有看到运河水有多少改变，没有清洁的运河水，光有这么多的复古工程究竟有多大意义呢？让运河死了，运河建筑还能活吗？”4月19日，在通州的北运河附近，《小康》问及市民的反映，他们普遍对政府保护运河的举措既不苟同，也不领情，“有钱还不如先好好把河岸和河水治理好呢！身边是臭烘烘的垃圾污水沟，怎么可能靠联想去欣赏大运河的美好？！”

　　20年前，杭州一工厂污水处理站工人丁云川，曾经因为建议中央电视台《话说运河》摄制组补拍大运河污染情况而被央视采访，在2004年浙江电视台拍摄《寻访运河》时回忆说，二十多年前，乘船从杭州到乌镇、嘉兴、苏州，沿途看到运河遭受污染的情况，一股股红色的印染废水，黄色的电镀废水，无止境地排入运河中，心里十分难受，如欠了运河债似的。现在，杭州运河水一点气味都没有，清清白白，还有不少金虾儿在浮游。我高兴地告诉大家：运河水活了，水中有微生物，说明运河里鱼类可以生存了！

　　在沧州，王建新想到利用“雨洪资源”解决水源不足问题，河北省南运河河务管理处已着手论证“黑龙港及运东（运河东）地区雨洪资源利用方案”。“把这些汛期浪费的洪水想方设法下泄到运河，成为运河的‘淡水银行’，就成了运河的救命水。”

　　“申遗”的尴尬

　　“这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提起罗哲文等3名专家致函18市区长关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一事，李迪华直言，“真正应该重视的是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和水利部。在国家层面就涉及到这三个独立部门，除了国务院，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协调好这件事情。大运河的申遗工作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国家战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

　　通州最早提出申报世界遗产问题。2004年 9月，在山东省济宁市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京杭大运河文化艺术节上，大运河沿线17座城市达成共识，将联合组成大运河专家机构，进行运河文化遗产研究，形成成果并撰写、起草申报文本，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运河文明，发展运河沿线城市文化特色。2005年底，借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20周年之机，罗哲文等3名知名专家煞费苦心联名给大运河流经的18个市区长写信呼吁申遗。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包括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内的58名政协委员联名对此提议，从而将大运河申遗一事推到了舆论的高潮。

　　但在现实中，大运河申遗并非如提议那么简单。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缺失，遗产确定工作量大而分散，难度很大。“实际上，山东德州以南的大运河已经早在1958年前后就改造得面目全非了，申遗价值很让人怀疑；另外，作为现在的整个大运河的申遗也很难确定其价值。”姚榜义对大运河整体申遗不以为然。

　　“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刘枫提醒说，如果不注意启动有如“申遗”这样重大的、为各地重视的保护工作，她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风光等，将不可避免地退化并迅速消亡，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王建新认为，实施“雨洪资源”救运河可行性很大，但是困难也大，主要困难就是长距离跨行政区划调水，需要有畅通的机制做保障。“就目前的管理机制来做这项工作，还不成熟。”

　　对此，李迪华更多地从大运河的文化精神层面认定大运河的遗产价值，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体制改革设想。“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无论是否列入世遗名录，都应该被视作世界遗产，并率先试点探索改进中国世界遗产管理的国家机制。”

　　他提议说，不妨由国务院统一协调，在有关部委和沿线城市中成立“大运河领导委员会”以做务虚工作，领导“大运河工作委员会”以做务实工作，负责拟订《大运河法》和大运河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战略，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京杭大运河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可以挂靠国家文物局或建设部。理想的是成立直属于国务院的世界遗产部，全面负责中国的世界遗产管理。”

　　发展是最好的保护

　　神情有些焦虑的肖肖告诉《小康》，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对长城和大运河怀着同样的感情，但大运河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载体，它与长城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充分开发了大运河的航运、灌溉、养殖、旅游等等这些实用功能之后，大运河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和传扬，单纯的遗产保护条例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郑孝燮认为，“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而更重要的是，与以往的文物景观不同，京杭大运河是一个流动的、还活着的遗产。从这一点来说，它甚至还是个‘孩子’。所以保护必须要考虑发展，发展中要涵括保护。这才是我们申遗的目的。”

　　朱炳仁也提出，“必须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保护思路，也就是在保护的同时把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但要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而且更要为后代留下我们这一代创造的传世瑰宝。实际上，大运河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本身就可称的上是一次‘新文物运动’。”

　　肖肖特别欣赏杭州市政府对大运河在开发中保护的举措。乾隆下江南在杭州的行宫位于塘栖镇。镇上的一位村民说，原来村里经济主要靠养蚕和作丝织品，现在运河整治好了，旅游业都可以让我们致富。“这样的开发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肖肖说。

　　杭州既保护了大运河，也借助大运河发展经济——浙江省和国家交通部正在着手实施的杭甬运河计划乃是其中之一，就是要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宁波港达240公里，此举毫无疑问将为中国内河集装箱运输和内河航运带来新的繁荣。

　　实际上这样的动作在济宁到杭州的通航的运河段早就开始。为了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沿线的鲁、苏、浙三省纷纷下大力气对大运河各段进行了整治、扩建和渠化,使千年古运河重新焕发了青春,成为我国华东地区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济宁段(山东济宁—江苏徐州蔺家坝, 130多公里)年通过能力将达到2500万吨,新增港口吞吐能力1350万吨,抵得上新建一条“京沪铁路”。

　　济宁市航运管理局局长沈学启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借南水北调这个机遇，尽快实现从济宁向北延伸，直通黄河这个工程，现在上上下下摩拳擦掌，就是想能够尽快实现复航工程。”

　　苏北运河(徐州蔺家坝—扬州六圩口,404公里)是大运河上运输最繁忙的河段，成为大运河上等级最高的航道。苏南运河(镇江谏壁—南浔,224公里)的整治工程是我国目前内河航道建设的样板,成为我国目前内河建设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效益最好的水上主通道。目前,年货运量已超过1亿吨,超过江苏境内长江航道的运量,相当于沪宁铁路单线货运量的3倍。航行船舶的密度超过了德国的莱茵河,是大运河上运量最大、密度最高的河段之一。

　　对大运河可全年通航的河道的全面整治，使其成为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南水北调的大动脉，综合利用效益明显。

　　在“中国运河文化之都”扬州，经过７年的拆迁、疏浚、绿化等，如今的古运河风光带已成为扬州的“外滩”。今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经贸旅游节，扬州主打“运河牌”，开展“４*１８”古运河专项整治。

　　“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认识到我们身边流淌着的这条人工长河隐藏着世界上最大的一笔财富，而不仅仅是祖辈留下的文化遗产。”肖肖很是感慨。

　　严防破坏性开发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可杭州对运河开发的举措。

　　目前从开发的角度看，杭州的力度在整个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应该说是最大的。杭州是通过杭州运河集团的公司化运作方式进行改造开发的，一方面对城市进行了改造，建设了许多利于市民的公共工程，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旅游，拉动了杭州运河的旅游经济。

　　“杭州的做法争议也是很大的，从文化界和文物界来看，普遍反对这种模式。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导向，而不是文化导向。这种导向的结果，就是以城市化和现代化开发的名义将文化的积淀彻底消灭。”李迪华提醒说，“这种方式，长期来看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必是件好事。”

　　曾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民进党名誉主委的毛昭晰，2002年就曾致信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呼吁，历史上，拱墅区运河段原来有许多码头，但在近几年的城市建设中，绝大部分已被拆除。在杭州拱墅区卖鱼桥运河主河道边还剩下惟一一个古运河码头，仅存最后一个古老仓库——富义仓，有着近200年历史，是清朝一个大粮仓。

　　“如果这一仅存的古代码头也被拆掉，那用什么来说明拱墅区是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呢？古仓库虽然不漂亮，没有雕梁画栋，但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它体现了运河文化，并用最朴素的形象，告诉人们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端。”毛昭晰提醒说，应防止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被拆除。据悉，当时杭州有关部门接受了建议，这些古建筑才得以幸免于难。

　　据《小康》调查，不少人反映，杭州的运河改造实际上不少就是搞房地产开发。但所幸的是，杭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在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慎重从事。

　　实际上，在大运河保护和建设逐步升温的背景下，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以建设和发展的名义进行和造成的破坏性的开发”。“再也不能出现1958年那样的破坏性建设了。”姚榜义老人痛心地提醒说，“过去我们为无知造成的教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们不能再重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在交通运输更快发展的要求下，1958年5月16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成立了大运河建设委员会，提出重开大运河，在1960年代实现全线通航的规划，还制定了具体建设方针和整治规划。据说规划完成后，人们可以乘2000吨的大江轮，从最南头的杭州穿越五大河直达北京。

　　由于不切实际，这一宏伟的蓝图最终并没有实现，尽管部分河段得到了整治，但也给大运河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们今天看到的，尤其是德州以南的大运河实际上已经不是解放前的大运河了。”姚榜义很是叹息。

　　最佳规划是先“反规划”

　　“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规划设计手段就是反规划。”俞孔坚和李迪华指出，反规划途径即逆规划程序，就是在建设规划之前，必须首先规划一个覆盖整个大运河领域的“负规划”（不建设规划），制定相应法规，保障大运河遗产和生态景观网络的完整性。

　　不久前，俞孔坚在给国务院和温家宝总理起草的一项建议中提到，大运河是连接城市与区域生态网络、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建立市民休憩空间的战略性资源，但这个网络由于近些年的城市建设、市政建设和水利建设已遭到严重破坏，包括污染、截断、河道硬化渠化、水系填埋、覆盖等，另外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和商业开发，如夹运房地产开发、粗制滥造的假古董开发旅游，严重损害了大运河遗产廊道的真实性。“如果不进行系统的规划和管理，大运河最终将虽有形骸却无生命。”据悉，俞的建议已被批复给有关部门进行深入研究。

　　扬州大学经济学院黄杰副教授介绍说，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中国惟一的与古运河同龄的“运河城”，扬州目前是运河城市中运河形态保持最好的城市，不仅运河的完整性、真实性令其他城市艳羡，而且在保护利用方面也做得很出色。“毫无疑问，扬州最有资格为古运河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代言”。

　　对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借道大运河的建设，俞孔坚认为，这是“对大运河生态网络和遗产廊道又一次较大的人工干扰，如果明智地加以规划利用，对运河的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的生态修复和遗产保护，不啻是一个历史性机会，但关键在于系统全面的规划和管理，切勿单一目标导向。”

　　根本在民族认同感

　　大运河的伟大甚至超过长城，大运河的人文价值不亚于长城，但为什么在现实中没有人更多地关注大运河呢？

　　“这并不奇怪，从人性的弱点来说，对于阳刚突出的事物更容易引人关注，而且，自古就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说法，人们更喜欢去征服，到了长城就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征服感和成就感，更何况我们从来就比较重视长城是中华民族象征的宣传。”李迪华的解释别出心裁，“而大运河，则更象是一位阴柔温顺慈祥的母亲，而且至今还在默默无闻地付出她的母爱，试想，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记住母亲的爱呢？”

　　隋朝连通了大运河尤其是元朝直接贯通了大运河后，中国再也没有大分裂的历史已经证明：大运河对于中国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大贡献。而且，历史也证明，凡是太平盛世时期，对大运河的重视、保护、建设和利用的情况相对就最好；凡是国力衰微和政治腐败时期，大运河的状况往往也是最糟的时候。因此，大运河在历史上不仅是交通运输问题，也不仅仅是事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涉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大运河无疑应该是中华民族另一张身份证”。李迪华形象地说。 “改善老百姓对于大运河的印象，应该是当务之急。”李迪华提出了最简单可行的建议说，应该有中央和地方的媒体时刻关注大运河，有一批专业和业余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大运河，有一批户外运动爱好者骑走大运河，赋予大运河新的时代形象和使命，给大运河新的生命力。

　　据《小康》了解，扬州已开始做一些最基础的务实工作：设立古运河环保侦探；建立古运河申遗网站；组织古运河申遗志愿者；市集邮协会还将通过１万多名协会的成员，把出版的全国首次以古运河为题材的邮品推荐给全国邮友，让大家一同关注大运河……

　　“骑行大运河考察回北京后，最想说的就是：中国人一生一定要去大运河感受一次，体验一次，最好是徒步、骑自行车。”李迪华的那种激动似乎只有亲历大运河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我坚信，今生一定还会去，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骑走大运河的潮流中来。”

　　“我甚至想象：如果每年有一百万人走在大运河的路上，就可以形成一个中国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新型产业，大运河会因此变得更加年轻而有活力，会给沿线城乡和人们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大运河的保护和持续利用才会受到普遍重视。如果真是这样，大运河生态和遗产廊道也就通过中国的民众的行动建立起来了。”

　　20年前的《话说运河》的开头是由“人”字的联想来引入节目的：“我们从地图上粗略地看，长城跟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一个最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你看，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长城和运河是中国人为人类所创造的两大人工奇迹。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以如此巨大的代价，在如此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书写这个人字，它又是何等可敬可畏，可歌可泣的事业呢？说来话长了。”

　　郑孝燮深情地表示：“千百年来我们都受益于这条河，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它，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几个老人都愿作大运河上的一个纤夫。”

　　而我们如何将这一“捺”不致折断，甚至要继续拉长下去，大运河“大运”能否来临，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无疑要靠今天的国人，无疑需要更多的大运河“纤夫”。

　　3名专家《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各位尊敬的市长：

　　在纪念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20周年及2006年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三位年老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文物古建筑保护和工艺美术工作者，怀着急迫的心情，联名致信给您，呼吁用创新的思路，加快大运河在申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遗产领域的工作进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以我们多年的经验来看，京杭大运河可是个无价之宝呀！沿岸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内容令人目不暇接。如果再加上还未被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更令人兴奋。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

　　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甚至大过目前正在排队等待的许多申报项目。

　　自1985年，由侯仁之、阳含熙和我们中的郑孝燮、罗哲文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中国应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至今已经经历了20个年头而且我们国家的收获甚丰。中国已有三十一个项目名列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并有三项口述和非物质遗产列入了名录。这是国家的大好事，是民族的盛事，我们的后代将会感谢和铭记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迟滞裹足不前。这也造成了目前大运河由于行政区划而产生的保护与发展规划不一致甚至相左。为此我们向您建议，这件工作不仅不能再拖, 而且，在大运河沿岸的经济发展高潮还未到来之际，务必还要使主管部门将申报自然文化遗产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这样才能作到全面。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而更重要的是与以往的文物景观不同，京杭大运河是一个流动的、还活着的遗产。所以必须保护还要考虑发展，发展中要涵括保护。这才是我们申遗的目的。可有效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申遗”，京杭大运河完全可形成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与自然景观带；在保护和弘扬了中华千年文化的同时，还能够使京杭大运河沿岸人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北京 郑孝燮 (90岁) 北京 罗哲文(82岁) 杭州 朱炳仁(61岁)2005年12月15日 文章来源：小康杂志